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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
中国的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；虽然其中可能有些夸张的成分在其中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如今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文明之中，我们国家的历史确确实实是最悠久的。
从古至今的中华史中，有许多对中华文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时期，其中春秋战国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。
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、大发展和大变革的时代。造成动乱的原因，主要就是因为频繁的战争。
不过频繁的战争虽然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，却也同时促进了社会的革新。春秋诸侯争霸，军事领域的变化自然是最明显的。
展开剩余91%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，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恪守军礼，到最后阴谋诡计百出，其风格经历了一次大换血。
造成军事风格产生如此变化的原因有很多，包括当时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的变动都是推动军事风格变化的因素，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社会上思想的变化。
思想的变化，使得人们不再遵循周礼中那一套关于作战的规范，转而崇尚以“诡道”取胜。
春秋时期军礼已经开始松动
史学界曾经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结论：战国以前的战争都是在玩过家家，并不以杀人为目的，战国以及战国之后的战争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战争。
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？先秦时期的战争，讲究的是作战的礼仪。两军交战之前，必须互下战书，双方的主帅约定时间和地点，然后等双方军队都就位之后，才能展开战斗。
那么有人就会问了，这跟礼仪有什么关系吗？的确从表面上来看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实则不然。西周建立之后，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周公旦。
周公坚信一个国家没有一套规范的礼仪制度是不行的。因此，他便创造了著名的《周礼》，对各个方面的礼仪都做了规定，其中就包括了战争。
在这套礼仪标准下，无论是什么战争，都必须按照这套标准来。如果想耍什么阴谋诡计，那么就会遭到所有国家的一致反对。
《周礼》中详细地记载了战争的礼仪标准：
以军礼同邦国。大师之礼，用众也；大均之礼，恤众也；大田之礼，简众也；大役之礼，任众也；大封之礼，合众也。
这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战争的军礼大致上分为大师、大均、大田、大役和大封五种。这五
种礼仪虽然看起来十分详细，但是难道就仅仅局限于两军之间交战吗？事实肯定并非如此，这五种礼仪还包含了修筑城池和稳固边境的任务。
由周公所制定的军礼，随着西周的建立以及分封制的普及，逐渐在整个社会变得根深蒂固。
无论是诸侯国之间交战也好，还是周天子率军出征也罢，都会按照这一套标准严格执行。这种以军礼为尊的军事风格，一直到西周灭亡进入春秋时期后才有所改变。
西周灭亡后，幸存的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东迁洛阳，建立了东周。这个时候残存的周王室所建立起来的东周，其掌握的土地和军队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。
再加上在逃亡过程中周天子分封给有功之臣的土地，实际上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少得可怜了。
周天子的权力衰落之后，那些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便有了僭越之心，想要取代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。
不过碍于礼法的束缚，再加上诸侯国的数量不在少数，这些诸侯还不敢一步到位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争取诸侯中的霸主地位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西周分封的数百个诸侯国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混战。频繁的战乱，导致了社会的大动荡，因此周公的那套周礼很快就崩塌了。周礼崩塌之后，自然而然的军礼在战争中的地位也一降再降。
不过虽然军礼不再像西周时期那么受人重视，但在战争中还是具有相当的地位的。
春秋时期两国交战时的规矩很多，除了和西周时一样两军主帅要约定好开战的时间地点之外，还规定了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不能斩杀来往于两军之间送信的信使。那句著名的“
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”
就是从这里诞生的。
军礼模范代表——宋襄公
春秋时期军礼在战争中的影响，从宋襄公打的那场著名的战斗中就能看出一二。进入春秋时期后，最先在各个诸侯国中称霸的是齐国的齐桓公，紧接着齐桓公称霸的是晋国的晋文公。
晋文公取得霸主地位的同时，当时位于南方被中原诸侯国视作蛮夷的楚国悄无声息地崛起了。
晋文公逝世之后，晋国国内因为争权夺利很快就陷入了内乱之中，丢失了在各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。
这个时候南方的楚国便想着趁着晋国衰落的时机，谋求中原的霸主地位。晋国衰落之后，中原的各个诸侯国中除了宋国之外，基本上没有国家能够跟楚国抗衡。
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襄公；他是一个富有雄心壮志的国君，早就有心思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。“南蛮”楚国的参与，更给了宋襄公名正言顺争霸的借口。于是宋国和楚国便在泓水展开了一场大战。
其实在这场两强的对决之中。宋国一开始是占据了优势地位的。楚军远道而来，早已经人马疲惫，而且想要交战必须渡过泓水。宋国的军队大可以趁着楚国的军队渡河的时候，来个突然袭击。
当时宋襄公的主帅就劝宋襄公趁着楚军人马疲惫立足未稳，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结果宋襄公不知道脑子哪根筋搭错了，不但不允许宋军偷袭，还让宋军后退十里，等楚军完全过了泓水之后再展开决战。
其实宋襄公这看似荒谬的行为，正是他遵循周礼中军礼的结果。
宋襄公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听得君子讲：
‘双方交战。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，不擒捉头发斑白的老兵，人处险地，不推他跌下深渊，人处困境，不逼他走投无路，不进攻尚未列成阵势的队伍。’现在楚军还未完全渡河，我们发动攻击，这是不道德的。
还是让他们全部渡河摆好阵势后，再击鼓进攻吧。”
为了彰显自己遵守军礼，宋襄公还特意让手下的士兵打出了“仁义之师”的旗号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楚军过河之后一鼓作气全歼宋军，宋襄公的霸主美梦也成了一个笑话。
战争目的的变化导致了战国时期战争转向“诡道”发展
这就是春秋时期人们愚昧地固守军力的后果。进入战国时期后，周天子已经完全名存实亡了。春秋初年的诸侯国经过混战，几乎只剩下了七个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合称战国七雄。
这一时期，诸侯们之间征战的主要目的，便不再是为了争霸了，而是为了兼并其他国家，最后实现取代周天子，统一天下的目标。
这个时候战争的目的性就很强了，主要是为了杀伤对方国家的有生力量。战争目的的改变，再加上百家争鸣思想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冲击，使得战争的风格变成了不择手段以获得胜利的“诡道”。
春秋战国相衔接的时期，爆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——百家争鸣。百家争鸣爆发之后，法家思想迅速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。
法家思想所推崇的是一种“趋利避害”的思想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很好地迎合了人们的需求，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欢迎。
在这种“趋利避害”思想的影响下，战国时期的人们不再那么注重传统礼仪中的仁义道德，而是转而钻研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这种思想很快就渗透到了军事上。
战国时期的战争，是为了兼并其他国家，以杀人为主要目的，自然不像春秋时期那般“过家家”。
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来看，只要能达成目的，消灭对方国家的军队，兼并其他国家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不为过。
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。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，统治者们可谓是用尽了手段。
像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就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孙武所撰写的。孙武和他所代表的兵家，便是战国时期军事“诡道”化的代表。
兵家就是专门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生的。因此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，他们通常都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，比如说提前派间谍混入敌方的阵营打听消息，又或者是派人到敌方的国家去散布谣言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。
秦国和赵国决战的时候。赵王派廉颇抵御秦国的大军。廉颇采取固守不出以逸待劳的方法，有效地抗击了秦国的军队。
秦王眼见秦国大军久久地没有办法在前线取得成效，便派出间谍到赵王跟前去散播谣言，说廉颇固守不出是和秦军勾结，准备找机会率军队谋朝篡位。
赵王轻易地听信了廉颇的谣言，当即没收了廉颇的兵权，并且将他召回了宫内，并且让只会纸上谈兵的“官二代”赵括披挂上阵。
赵括一到前线后就立刻改变了廉颇的政策，率大军主动出击，结果中了秦军将领的计谋，被打得溃不成军。
这便是著名的“长平之战”，在这场战争中，赵国军队被坑杀了四十万，从此之后赵国便再也没有能力和秦国抗衡。
结语：
从长平之战中不难看出，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思潮的出现，传统的那套礼乐制度越来越不被人们所重视。
相应的，依附于传统礼仪而存在的军礼，在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也基本没有了存在感。
总而言之，春秋战国时期军事领域的风格从“崇尚军礼”到“推崇诡道”基本上反映出了时代变化后，战争的目的性所产生的变化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，这种转变也不失为一种时代的进步。
参考资料：
《史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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